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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更案．另一章：楊逵故居「東海花園」將成「殯葬用地」〉 ／作者：楊翠 ／來源：Facebook連日來關於都更案的討論，讓我憶起，兩年多前，我也曾與「都市計劃」的美麗藍圖對抗，奮力奔走，搶救台灣本土作家楊逵的故居「東海花園」，使它不致被強制徵收，成為「殯葬用地」。結局，當然是令人失望的。「東海花園」這座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文學家故居，確定不久之後，將成為「殯葬用地」。
當時，我找台中市議員黃國書幫忙，他熱心聯絡文化局、都發局，甚至市長胡志強。我們期望，台中作家楊逵的「東海花園」舊址，能夠被保留下來，規劃建造「楊逵文學公園」。
「楊逵文學公園」的意義，不僅是在保存文學家的故居，建造一個具有深沉歷史意義的文化地標，同時，它的週邊有東海大學、逢甲大學，鄰近的台中縣還有靜宜大學、弘光大學，可以聯結成一個緊密的文化教育空間，具有積極的建設性意義。
我連續舉辦四場「楊逵文學地景導覽」活動，我的學生們都情義相挺，活動確實溫馨感人。然而，「東海花園」仍然不可免於被「都市計劃」的巨獸吞噬的命運。我奮力提出的所有論述，都如拋石入水，漣漪過後，歸於幻滅。
我的論述包含幾個面向。其一，楊逵是具有國際級地位的作家。楊逵的生命時間跨越日治、國府兩個世代，具有三重身份：抗日運動者、新文化運動者，以及具國際地位的文學家。在文學方面，他是台灣作家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一九七○年代開始，作品屢被選入國、高中課本，至今依然是重要的「課本作家」。其文學成就受到高度重視，是國際級的台灣文學家，國家級學術單位中央研究院並出版《楊逵全集》全十四冊，國家級「國立台灣文學館」亦以楊逵為主題規劃特展。
其二，楊逵與台中城市關係密切。有文化局官員回應說，楊逵不是新化人嗎？新化有紀念館就好了嘛！確實，楊逵本籍新化，但他在台中定居長達50年。日治時期，台中是文化運動的核心場域，楊逵自一九二○年代末期，就積極參與「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他的青年時期即活躍於台中地區，包括台中市區如柳川與中正路交界處的「樂舞台」（當時的初音町），是日治時期台灣社會文化運動的大型聚會場所，還有台中公園、台中火車站、中央書局、舊台中圖書館、台中縣境的大肚、大甲、清水一帶，當時是文化運動與農民運動的重要舞台，都有楊逵的足跡。戰後初期的所有文學活動，無論是文學團體、出版社、雜誌、作品，也都是以台中為母胎。
其三，做為台中市民的楊逵。楊逵1935年正式定居台中，其間除了因白色恐怖被囚於綠島12年之外，都落籍台中，楊逵五個子女中，有三個在台中出生；他的妻子葉陶，1970年在台中辭世，而楊逵則是於1985年，在現在的新光百貨對面的上石路，小女兒楊碧家中，向人間告別。
其四，做為青年導師的楊逵與台中。楊逵戰前的「首陽農園」（在今五權路、原子街、三民路一帶，其後更名「一陽農園」），即是青年聚會之所，台中市國寶作家陳千武曾回憶：「我讀台中一中時，楊逵在現在的台中商專附近經營首陽農園，那時候我也在附近租房子，常常一下課，書包揹著就上首陽農園去-----」。台中的女兒張金爵（白色恐怖時因案入獄），從戰前就出入首陽農園，她回憶說，這裡是她思想啟蒙的花園：「首陽花園常有一大群人圍坐談論，我也站著聽，覺得很有意思，不買花時也常常去聽講。」而一九七○、八○年代，在東海大學對面的「東海花園」，更是國際學者、文學作家與青年學子各方前來「朝聖」之地，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與文學教育空間，曾經在東海花園住過一段時間的作家，信手拈來，就有七等生、宋澤萊、林瑞明、林載爵、路寒袖、劉還月……，而經常往來的作家，如鍾肇政、葉石濤、黃春明、陳映真、李昂、洪醒夫……，更是不可勝數。
這樣的楊逵，還不是「台中人」嗎？楊逵大半生都居住在台中市，他的故居「東海花園」被藝文界認為是重要的歷史文化空間，這樣的空間，還不能成為「文化資產」嗎？作家與一座城市，究竟是如何發生關係的？這是必須思考的課題。
日本歌人石川啄木，出身於岩手縣，27歲辭世，但全日本有許多座資料館、歌碑、文學碑等文學紀念空間，以歌碑而言，全日本計有140座石川啄木的歌碑。石川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以在釧路報社工作的時間最長，北海道釧路支廳釧路市，就以他的雕像豎立了一座歌碑。
奧地利裔德語作家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生於當時的奧匈帝國(今捷克布拉格)。里爾克曾在西班牙南方小山城隆達住過幾個月，投宿維多利亞女王飯店，飯店中還有里爾克銅像和紀念室，隆達有一條街，街名就叫「里爾克街」 。
如果能將「東海花園」舊址，營造成一座具有人文氣息的「楊逵文學公園」，不僅在於利用文化材，建造城市的文化地標，同時，對於城市歷史意識的凝聚、文化深耕與涵育、 城市身世的自我形構與辨識，乃至文化觀光與文化再造，都深具意義。
然而，結果令人悲傷。「東海花園」不能再生，只能成為墳場。
文化局說，如果都發局願意另行規劃，他們願意全力配合。都發局說，如果文化局將此地指定為「文化遺產」，他們願意全力促成此事。然而，「東海花園」舊址固然還在，「舊房子」卻在某年，因到附近墓園掃墓的人們引發火災，遭到波及，全數燒毀。文化局說，沒有建築物，就無法指定故居為「文化遺產」；即使只有半間房子，只要還有骨架，就有辦法；雖然「文化資產保存法」中確實有「無形文化遺產」、「文化景觀」的項目，但他們無法使用那些條款，因為「那絕少有成功的案例」。他們說。
我的父親今年76歲了，他以老邁的身體，奔走許多年，終究還是讓「東海花園」被「都市計劃」吞噬了。近年來，他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做為楊家的後人，我們無法保住「東海花園」，當時我的發夢，盡成泡影：
「我們決定完成一個夢，籌建楊逵紀念館，
砌築一處優質的文化地標與文學空間。
邀請您的參與，牽手打造文學家屋，
一起出發，向夢想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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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青春名人堂／唉，楊逵兩個字 ／作者：蔡淇華 ／來源：聯合新聞網「三、二、一，開機！」
導演一聲令下，義務幫忙的東海大學學生，在小雨中繞著一位老翁走位。背部微曲的老翁好像被時間遺忘，任憑青春的生命在眼前無聲來往。他是一位高工退休老師，單名「建」，他的父親以他的名字，期許自己的國家走出殺戮與仇恨，走上重建之路。他今年已七十九歲，而他父親去世那年，亦是七十九歲。
「卡！」就讀高中的導演興奮大喊：「楊建老師太棒了，一鏡OK，完全就是我要的『被遺忘』的感覺。」東海的學生們高興的圍過來合照：「以前在課本上讀過〈壓不扁的玫瑰花〉，想不到可以跟作者的親人合影。」
拍完照，我用力握著楊建先生的手：「老師，謝謝！謝謝！」我沒有想到一個長者願意淋著雨，聽令一個孫子輩的高中生走位。
「沒什麼，」楊建先生謙道。「都是為了楊逵兩個字。」是的，我們共淋的這場雨都是為了在這都市蟄居五十年的台灣新文學鼻祖，台灣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楊逵。
但楊建先生曾經非常不諒解這個最親密的名字，在他寫的〈一個支離破碎的家〉中提到：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八日，房子都還沒有蓋好，父親就因為起草〈和平宣言〉一文，呼籲各省籍同胞互信互愛而鋃鐺入獄，還謫綠島，開始了他長達十二年的孤苦生涯。另一方面，家中因為父親的獲罪也陷入了困境，大姊、大哥和我都輟學在家……家中又無分文積蓄，所以只得自己做醬油、豆腐。沿街叫賣……我們雖然沒有一起牽連入獄，卻在現實生活中到處碰壁……
但是在楊逵先生逝世（1985年）一年後，楊逵為家人一字一句寫下〈綠島家書〉終於回到了楊逵家人手中，楊建先生覽畢，終於釋懷：「翻看這些家書時，第一次覺得父親的愛像陽光一樣暖熱了我的心，它們雖然含蓄，卻如此真實。是的，什麼宇宙大愛、社會關懷，如果不能從最近身開始，只是一些經過包裝的裝飾品。」
手頭並不寬裕的楊建先生，真的想把對父親的愛化為宇宙大愛，他想把價值上千萬的楊逵東海花園舊址捐給政府，成立「楊逵文學花園」，讓這座楊逵行臥半世紀的城，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城。然而市府對此案延宕十餘年，甚至在2009年將東海花園劃為殯葬用地。今日與人齊高的雜草，淹沒了當年的花圃，昔日楊逵先生親手搭建的房子已傾圮，目前尚存楊逵夫婦墓，及墓旁鑲嵌楊逵先生一生的理想──〈和平宣言〉：
我們相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我們更相信：省內省外文化界的開誠合作，才得保持這片乾淨土，使台灣建設上軌，成個樂園……
今日讀來，仍是字字鏗鏘，如當頭棒喝。
我和學生拍完影片，計畫推動一連串的活動，冀望能在楊逵先生110年冥誕，也是逝世三十周年的2015年，重新喚起重建楊逵東海花園的計畫。七十九歲的楊建先生已為這個理想奔走幾十年，問他累嗎？問他捨得千萬元的土地嗎？他苦笑搖頭：「唉，因為楊逵兩個字啊！」
楊建先生以父親偉岸的精魂為榮，我們也應當如是。不能忘記，一生受難，一生惦念人民與家國的兩個字，楊逵。
連結：青春名人堂／唉，楊逵兩個字<<關閉>> -
3.支持成立東海文學地景花園連署單／作者：蔡淇華／來源：蔡淇華蔡淇華
1月25日
當說恨成為顯學時 我們亦可選擇一起談愛 像那個瘦瘦的 一直愛 一直跑 一直把「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放在嘴邊的楊逵... 30年前 他跑不動了 今天 我們幫他跑下去...
當你尋回一座城的榮光，城市的身世，就是你的青春盛世!! 一起來連署吧! 一起跑的小伙子!!
需要連署單的朋友煩在下方留言 我再將電子檔以FB私訊寄給你 下載(學生會近期放上去) 大感恩!!
爭取成立「楊逵文學地景花園」連署單
我們多數人都曾在課本「壓不扁的玫瑰花」認識到新文化運動者，以及具國際地位的文學家――楊逵。但你知道楊逵一生最重要的50年，曾與我們的城――台中，緊緊相繫嗎?
楊逵定居台中達半世紀之久，足跡深嵌一中街、台中公園、台中火車站和大肚、清水一帶。楊逵在日治時代從事農民運動，關心飽受迫害的勞苦大眾，因參與這些社會運動，進出監獄十次。在國民政府接收後，因二二八事件入獄瀕死，之後又為族群融合，起草和平宣言，再度被捕，囚於綠島十二年，除了這十二年，楊逵皆待在台中。
楊逵在戰前經營首陽農園(台中一中附近)，戰後在東海大學對面經營東海花園，直到1985年，因病離世為止。七○年代的東海花園，成為台灣戰後新世代與楊逵對話的場域，因此，東海花園是台中重要的歷史文化空間。然而，今日東海花園在2009年被市府畫為殯葬用地後，早已不復當年模樣，與人齊高的雜草，淹沒了當年的花圃，昔日楊逵先生親手搭建的房子已傾圮，目前尚存楊逵夫婦墓，及墓旁鑲嵌楊逵先生一生的理想──和平宣言。 楊逵是台灣作家進入日本中央文壇的第一人，至今依然是重要的世界級「課本作家」，然而，楊逵的東海花園快要消失了！
將東海花園構建成「楊逵文學地景花園」是楊逵先生的遺願，亦是我們重歸文化城榮光的大事。因此，我們希望與所有關心本土文化的同胞合作，發動萬人連署，建置網頁，與文化界、楊逵後代、及媒體合作，有計畫地向台中市府爭取，希望在楊逵先生逝世30周年的2015年，因為你，「楊逵文學地景花園」建設工程啟動；因為你，台中最美的玫瑰，再度綻放!。
＊完成後煩交給負責同仁(同學)，並將照像將電子檔寄至chtvin@mail3.hwsh.tc.edu.tw 或 FB蔡淇華
<<關閉>> -
4.存義巷12號／作者：石德華／來源：石德華個人部落格存義巷12號
台中居民楊逵
楊逵的台灣行腳，新化、彰化、台南、高雄、台中綠島再台中；楊逵的台中落點，梅枝町、存義巷、大同路、東海花園。
1906至1985，八十載歲月，楊逵在台中斷續五十餘年。那最堪用的青壯年至墾園耕讀的暮年，以及一生最重要的文學作品都在台中完成；抗日運動家、新文化運動家、享譽國際的文學家，台中，是風起雲湧年代，楊逵許多銘感動人生命故事的主要場景。
原子街、中正路、白雪舞廳、後龍仔齋堂、樂舞台……，他在台中的每一處停駐，都是重要的歷史對話空間、文化地標，都是可走找親炙的文學教育空間。
這城市因由楊逵，還被側記了這溫情的一筆：
「台中市居民不但文化水準高，且多富於人情味。這對於被迫害又無恆產的夫妻，正是很好的棲身處。他倆能夠捱過漫長的歲月，養育幾個子女，全台雖廣，恐怕也只有台中市才有可能，後日跟楊逵兄談起此事時，他也點頭肯定。……社會到處有溫暖，那是談何容易，要長久的溫暖更是難事，可是台中人卻真正給他倆長期的溫暖，一直到他們能夠自立為止。」
（楊逵畫像序＜好漢剖腹來相見＞ 王詩琅）
光與陰影的小木屋
時光機鎖焦1946，定位台中技術學院、中友百貨這一區，一按鈕，時間飛快捲帶前溯，空間急速向內推軌，時空渦漩不已極速剝離，霍地光幻收止，景物逐一淡入泛黃舊照片質地重新組構──戰後場域都市邊緣，荒地的一隅，一幢光與陰影的簡陋小木屋。
雖然楊逵的女兒楊素絹曾說「有了天真爛漫的父親、熱情開朗的母親，什麼樣的日子都是趣味盎然」，但在此木屋，楊家子女的確度過一段難得的家常歲月。楊逵次子楊建曾以此為背景，書寫出這段小木屋生活： 「….其後我們過了兩年尚稱『圓滿』的生活；只要父母都在身旁，對我們而言就已經是『圓滿』的了，我們不敢奢求精神生活真正的平靜無波，更不敢想望物質生活的充裕滿足。」（二二八之後的楊家人）
這兩年，時間，1947年九月到1949年四月，空間，大同路存義巷12號。 長子資崩、長女秀俄正就讀台中二中，楊建剛考入台中市一中，素絹、楊碧都還幼小等著長大，楊逵編報紙辦雜誌，積極投入台灣社會的重建與文學活動，並租下住家附近台中一中正對面，今豐仁冰後面，一塊二分多的地在種花，葉陶天天提著花籃上街去賣花。
引東方朔＜嗟伯夷＞詩中「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以明志的「首陽」農園，光復後就改名春臨大地，一陽復甦的「一陽」農園，昭示著腳踏的土地不再是異國統治的悲慘殖民地，是渴望許久得見天日的祖國的國土；雖然非常遺憾的是，台灣社會外省人本省人之間已產生一道影響久遠，深深撕裂的傷口。
無論如何，比前比後，這兩年真的很圓滿。夾處在二二八事件之後與＜和平宣言＞之前，被捕與被捕之間的短暫平靜。
就在存義巷小屋，楊逵被捕二次，葉陶被捕三次。
帶著油印機和蠟紙的逃亡
楊逵活躍於光復後的台灣文壇，所謂失望之深等同於希望之高，敏銳感受著糾結於當時台灣社會的種種謬差，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知識份子失業，光復才一年，楊逵就寫下＜為此一年哭＞的文章：「死不死生無路，貪官污吏拉不盡，奸商倚勢欺良民，是非都顛倒，惡毒在橫行，這是個什麼世界呢？……但是回顧這一年間的無為作食，總要覺得慚愧，不覺得哭起來，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到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了。」他的淚，是目擊感同而流的千年淚，從國風到樂府到杜甫到白居易，但身上擁有不絕能源的楊逵，總能夠立刻拭乾眼淚，在文章最後，他昂揚寫下自我砥礪備忘錄；而我們都知道，他一向是個不知「放棄」兩字怎麼寫的實踐者；他寫著：「從今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
「今年」，1946年；從今天起的「天天」，包括了1947年二月二十八日。 於楊逵匿名發表於1947三月的一篇文章＜二﹒二七慘案真因──台灣省民之哀訴＞一文，看出楊逵對二二八事件的看法與立場，實根源於理念與行動的一以貫之：
「這次的起義並非突發的暴動，而是邇來的公憤的表現。這是多麼不幸，同時多麼光榮。不幸者是以血洗血，光榮者是以此肅清弊政。我們以為台灣是我國的寶庫，是唯一的淨土，而懇求政府要好好地保持這珍貴的寶庫，要愛惜這一片的淨土。政府卻掩耳盜鈴，偏偏把寶庫弄得亂七八糟…..。想了再想，便知道為保持我國的寶庫，除愛國的直接行動以外絕無辦法了。」
從事印傳單宣傳、組織民眾、寫文章＜從速組織下鄉工作隊＞等「直接行動」，三月九日，楊逵與葉陶遂帶著油印機和蠟紙開始逃亡，逃亡中仍不忘下鄉作宣傳，兩人身上背負懸賞獎金十萬元。二水、田中、社頭、鹿港之間流離，六月中，海岸線被全面封鎖，他們遂回到存義巷家中，半夜裡双双被捕入獄。楊素絹這樣寫道：
「那時實行家戶連坐法，鄰長大小事都要向派出所報告，夜裡十二時許來了好幾位警察把爸爸媽媽帶走了。從此告別了雖然貧窮但歡笑歌聲不斷的我心目中快樂幸福的童年。」（童先生、「野菜宴」及其它）
先押在台北軍法處，後送台中干城二十一師營區，原內定要槍斃十七人，楊逵與葉陶都在名單內，五月，魏道明接任台灣省主席，他主張安撫政策，二二八犯者非軍人改由司法審判，遂解救了楊逵與葉陶兩人的性命，十七人中，一人被槍斃。
在獄中，葉陶曾無畏即將到來的死期，於低迷無望的環境中，帶領大家一起高唱台灣民謠，還就地教授社會主義思想。失望與死亡都是一種灰暗沉重的顏色，葉陶以歌聲與勇氣，讓哀傷衰敗中散放一束光亮安定的金芒。
一百多天牢獄生活結束，楊逵與葉陶再回到子女們守候著的存義巷小屋，過著「只要父母都在身旁，就已經是圓滿的生活」。
烏漆抹黑死蝶的那一天
1949年四月六日，楊逵寫了一篇〈和平宣言〉，於存義巷小屋，夫妻再遭逮捕入獄。
「那是星期三中午，我從學校回家吃中飯，忽然來了三四位穿卡其服的人，其中一位腰裡別著槍，其他人有的人看守著爸，有的搜查東西，本來要馬上把爸媽都帶走的。媽媽很冷靜的說：『請讓我炒碗飯給孩子吃』。說著升火炒飯，並叮嚀我說，『「妳乖乖的看家，不要亂跑，等哥哥姊姊回來啊。』」小妹七歲未上學，媽媽把飯遞給我，就以小女兒沒人照顧為由要求一起走。我奔到門口，看到爸媽妹妹被陌生人帶走，不由得放聲大哭。」（童先生、「野菜宴」及其它）
幼年楊素絹下午回到學校，繼續上午沒畫完的畫，抽噎著邊畫邊哭，畫紙上的一隻蝴蝶被鼻涕淚水弄得一塌糊塗，本來是「翩翩起舞的蝴蝶，變成被踩踏烏漆抹黑的死蝶了。」黃昏在家門口等待兄姊的她，心中盛載直到今日自己都無法說清道盡的重量吧：「就見一個小女孩奔進奔出大聲號啕，沒人過問，沒人遞一句安慰的話。」
鍾理和的兒子鍾鐵民繼志述事從事文學創作，楊逵的兒子楊建堅決抗拒走上文學的路途，選擇與文學不相涉的工科，其間的差別在於，貧窮只是理想的參差對立；成為理想的絕對對立，甚且是摧毀性絕滅傷害的，是不安全的恐怖。楊建曾說，身為政治犯的子女，成長過程中常在暗夜裡，被突然闖進屋裡的高大身影驚嚇醒來，屋裡幢幢影動，他們吆喝暴斥，翻箱倒篋騷擾搜括再揚長而去，留下滿地狼籍，和小孩一生都不能抹滅的心靈陰影。時隔六十年了，楊建回憶中仍有細節： 「他們通常是三、四個人，穿著黑皮鞋，直接踏上褟褟米。」
到了五0年代，葉陶曾加入台中市婦女會，活躍於官方婦女活動，屢屢在婦女團體擔任要職，為人民服務當然是她一生不變的職志，但借用社會頭銜讓家人不必再身受恐懼，那一顆翼護寶愛兒女的母親的心意，當然更是絕對的因素。
善於抗爭也企望凝聚
四月二十日，葉陶與小女兒楊碧被釋放回到家中，1950年楊逵被判刑十二年，1951年移監綠島。一紙〈和平宣言〉，結束存義巷內短暫的寧靜生活，短短600餘字，讓國家供養十二年牢飯，締造史上最昂貴稿費記錄。
楊逵的＜送報伕＞在抗戰期間流傳到大陸，台灣光復後，一些大陸軍官及知識份子來台，只要到台中，都會慕名探訪楊逵，彼此交好結誼。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社會經常發生省籍衝突，一群不分省籍的文化界人士有感於此，於是組織台中部文化聯誼會意以溝通對立，呼籲團結，彌補鴻溝，楊逵並且應邀起草一份＜和平宣言＞，寫完後他影印發給朋友。當時新生報副刊「橋」主編歌雷拿去報社，當時正好有一位上海大公報特派員來在新生報社，立刻在第一時間1949年一月二十一日刊發上海大公報。
當時共產黨已進入北京，南京政府新派任台灣省主席的陳誠正路經上海，看見宣言內容大怒，他抵達台灣開記者招待會，其中有一句話就說「台中有共產黨的第五縱隊」，楊逵說：「我見到這消息，心裡就有警覺，知道這是針對我而講」。
而〈和平宣言〉究竟寫了怎樣乖逆聳動不容於當局的內容，何至於是「為匪宣傳」？
我看這份宣言，簡而言之就是關心大局，防止戰與亂，籲請盼望台灣在國防上，防範被美國日本託管；在政治上，還政於民，保障人民集會結社思想信仰自由，釋放政治犯，停止政治性捕人；在經濟上，增加生產，合理分配，力求平等；在社會上，泯滅省籍隔閡，整體看來，就是以人民為主，創造大眾利益，使台灣成為一個和平建設的示範國。
事實上1948年八月，楊逵創刊的《台灣文學》，其中一首民謠＜黃虎旗＞，內容中的「著準備，著用意，美扶日，日再起，不好愛睏誤了時，就會合伊拼生死」已有他由衷的戒告，〈和平宣言〉裡的「防範託管」論，似乎是楊逵觀照時局的憂患，至於其餘內容，的確是時空座標下，當時政治環境的產物，若以現代民主論述來檢視回顧，則無一不是點點眼眼皆中節，楊逵真是善於抗爭也善於團結，而從他哭過的那一年起，他果真鐫刻於心並身體力行著：「從今天起天天是爭取民主日，今年是爭取民主年」。
四十六歲到五十六歲，楊逵最堪用的壯年，月夜裡孤單漂浪的綠島。透過椰子樹的長影，他綿長情思繫念的是，長長浪湧也觸摸不到的，有小女孩蹲在小巷口等候，菜青與泥香，光與陰影，希望與鍊鎖的小木屋。 ＜和平宣言＞原文在楊逵被捕前藏在山上的一根竹子裡，從綠島回來後，那根竹子也找不到了。楊逵死後，他的墓誌銘鐫刻1949年上海大公報〈和平宣言〉全文。
存義巷裡楊家的小孩
在存義巷，葉陶比楊逵多被逮捕一次，同在1949年。八月的一個午後，楊逵在獄中，她臥病在床，楊建找來幫母親看病的醫生剛走，有個名叫許分的訪客來探視葉陶的病情，當時正休學在家的楊建，獨自坐在窗邊，看見有四個人匆忙走進巷口，警覺性極高的楊建立刻作出手勢，許分戴上帽子迅速從後門逃走出。當時台灣發生基隆中學光明報事件，有人犯禁不住刑求供出葉陶是光明報台中負責人，這四個人正前來逮捕葉陶，後來缺乏證據，葉陶入獄四個月獲釋。
而許分是當時正四處被通緝的地下黨黨員，地下黨是共產黨在台地下組織，一經被捕多被槍斃，如果許分在存義巷被捕，楊逵和葉陶勢必跳到黃河也洗不清，後果更是不堪設想。
許分後來出面自首，數十年後與楊建相遇，猶憶此事。
而一個眼色、一念判斷、一個手勢，幾條人命的存活，存義巷12號窗邊，有個被困厄不安磨鍊出機警的少年，和他被迫提早涉世的獨特的故事。
不只楊建，小小楊碧隨爸媽入牢獄，也負責在爸媽與獄中同志之間跑腿傳話；連後來楊建的女兒楊翠，清晨上學揹上書包之外，都必得狼狽抱著一大堆阿公栽種的參差花枝搭公車先送去市場，在那抵死嚮往飄逸形象，渴慕夢幻與美的春青年少；楊資崩身為楊逵的長子，他的承擔當然更多。
據楊逵口述＜二二八事件前後＞，提到葉陶第三次入獄期間，老大資崩十七歲，不只要做工扶養弟妹，每隔一、二星期就要跑台北一趟，給牢裡的父親送東西。當時很多人都找不到自己親人被關的下落，資崩卻有辦法找到楊逵被囚禁的地方，還幫別人找到親友囚處。
林莊生＜少年眼中的「陶姐」和她的兒子＞文中記下少年楊資崩印象： 「有一天一個和我差不多年紀的少年赤腳送兩盆花來，…..眼睛圓圓，皮膚是黑的，跟陶姐的外表一模一樣。他看來非常害羞，幾乎恨不得把菊花放下就跑走。可是不懂兒童心理學的父親卻緊緊抓著他問東問西，使他很難為情而又走不得。父親每聽他一段說明後就回頭看我說：『你看人家是怎樣怎樣……你是怎樣又怎樣。』父親的話可歸納如下：人家是會燒飯，經常幫父母的忙。自己讀書又管教弟妹。學校成績很好，在家很用功。」
當時有一部日本電影描述一位貧家少年「伍一」的奮鬥史，林莊生便自然的將楊資崩與伍一相疊印。林莊生這篇文章以另外一個「有一天」收尾，這個「有一天」，楊逵與葉陶雙雙被捕，有位張景源先生慌張來到林家報訊，並說了一句：「他的兒子去找基先（楊基先先生）…..」，於是林莊生腦海出現「台灣伍一」四個字，心想：「這下他又非燒飯不可了──這麼少年的他，雙肩是負荷著多麼重的擔子啊！」
楊家的生活於楊逵在綠島期間最困苦。1949年初，楊逵與台電台中分公司談妥，租用該公司大同路35號一塊土地，經營台電的福利農場，春天才剛到來，楊家這一樁共創新家園的美麗期盼來不及抽芽就告凋萎。
離別存義巷，搬到茅草土屋大同路35號，生活的陰影罩下，休學、工作、多能鄙事與勤奮認命，楊家子女與母親一同胼手胝足共擔家計。
不同的生命際遇，必給人不同的成長質素，天真的父親、開朗的母親，和他們一直向前、永不退縮、攜手奔向的理想新樂園，生為楊逵與葉陶的子女，必然會有比別家小孩更早被啟引的知竅吧。楊翠說，身為楊逵的後代，得承擔双重壓力，從前是社會對他們的遺忘，以及經濟的困頓，到現在，則是深怕自己努力得不夠，不能為集抗日運動者、新文化運動者、國際級文學家於一身的先人，爭取到最適當的歷史定位。
在台中，楊逵的活動場域甚且是走入常民生活的，一如在鬧區的存義巷，這實在是難逢的在地淵源。於是楊家後代，正在尋發「楊逵文學紀念館」在台中成立的契機。
存義巷底存情義
拉櫃裡的骨灰罈，存義巷12號不可不說的故事。
日本警察是楊逵作品裡剝削壓榨不義的象徵，現實生活裡，他有一位生死之交叫入田春彥，台中州巡查。
生死之交的定義是什麼？
1937年楊逵結束第二次日本行回到台灣，中日戰爭爆發，時局嚴如風霜刀劍，他肺結核病情加重，又因賒欠米店二十圓，久催未還而被告上法院，在這陷入困局的時候，入田春彥登門造訪。
入田春彥三十歲不到，愛好文學，他曾在臺灣新聞發表文章，文末特別提及很想認識＜送報伕＞的作者楊逵。不久，臺灣新聞的學藝部員田中就帶著入田春彥來到楊家。
入田春彥與楊逵一見如故，得知楊逵境況，他慨贈楊逵一百圓，楊逵還了債務，用餘錢租下兩百坪土地，開始經營首陽農場，當亂世裡安安份份的農夫。
這段期間，入田春彥常在首陽農場走動，他們喝拚命酒、放胆討論文學，入田春彥待楊逵的子女如己出，他為楊資崩朗讀故事書，教他唱軍歌。
入田春彥是人道主義者，他常非議日本擴大侵略戰爭，寫文章揭露警界黑暗，並同情台灣人民，與左翼傾向的楊逵往來，於是被日本當局認為思想左傾偏激而遭免職驅離回日本。入田悲憤失望，遂於1938年以自殺表達抗議。楊逵急忙趕到，親眼看著好友斷氣，入田的後事全由葉陶楊逵處理，他在遺書中提到：
「能夠瞭解懷抱炸彈，欣然勇赴死地的一個士卒的心情的人，大概也能理解我的心情。」
入田希望骨灰灑在農場上，但楊逵葉陶不捨，也希望將來能親手將骨灰交給入田的子女，於是入田的骨灰一直伴隨楊家，在存義巷時，被靜靜置放在櫥櫃裡。
後楊家居處幾度搬遷，又常遭夜半搜查，1950年資崩夫婦遂以楊貴名義將入田的骨灰就安置在台中寶覺禪寺，幾歷歲月楊家都沒停止對入田子女的尋找聯絡，終於在1999年，由入田的外甥女將入田的骨灰帶回故鄉。
入田與楊逵不僅結下超越國族階級的曠世友誼，入田自己也沒想過，他死後仍深遠影響著好友的以文學散發的效用。
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當局全面禁止中文刊物，包括魯迅在內的一切新文學作品轉載完全停止，當時無論在台灣或東京，《魯迅全集》都是禁書，入田春彥卻擁有一套七卷本改造社刊行的《大魯迅全集》，楊逵整理好友遺物，意外遂開始全面且系統的研讀魯迅作品，他說：「由於我被授權處理他的書籍，就有機會正式讀魯迅」。
再往前推溯，楊逵與魯迅作品的媒介應是賴和。1925年至1930年之間，魯迅是作品出現《台灣民報》頻率最高的作者，形成魯迅思想在台傳播的第一次熱潮，當時，賴和擔任《台灣民報》漢文欄編輯，楊逵與葉陶住在賴和醫院對面的巷子裡，經常出入賴和家，閱讀放在客廳桌上的雜誌報章，就在這段期間，楊逵開始接觸到魯迅的作品，獲得精神的認同與啟迪，並很自然的將賴和與魯迅的形象相疊合。
光復初期，中國新文學被大量介紹來台，形成魯迅思想在台傳播的第二次熱潮，受惠於入田春彥遺留的《大魯迅全集》，楊逵遂能將自己對魯迅精神的深度理解，致力於台灣的文化重建。
楊逵為《阿Q正傳》中日文對照本所寫的卷頭語＜魯迅先生＞，其中有幾句兼文學家與革命家於一身者的傳神描寫，戲謔又準確：
「平日固然忙於用手筆耕，有時更得忙於用腳逃命，或有卑怯之感，但是筆與鐵炮之戰鬥，作家與軍警之戰鬥，最終，大部份仍不得不採取逃命的游擊戰法。」
執著與追尋，不屈與抗爭，跑跑跑不停的往前跑，是魯迅是賴和是楊逵，而入田春彥將夢想交由好友去完成，並且冥冥中負責延伸起魯迅與楊逵之間。
入田春彥的心願與後事，楊逵挺身擔起，他的名字並且因楊逵而將一代代被台灣人閱讀且記起。
楊逵生命中兩次受助於入田春彥，次次都是新局開轉的契機。
這就是我定義的，存義巷底，永恆不滅的生死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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