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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世與求學

1866-1893
國父孫中山先生幼名帝象，譜名德明，基督教教名日新，成年後取名為文字戴之，號逸仙 32歲(1897)旅居日本時曾屬名中山樵，後嘗署名高野，辛亥革命前世人常稱逸仙先生，民國成立後世人稱中山先生，清同治5年夏曆10月初6(即西曆1866年11月12日)先生誕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父達成功、母楊太夫人，翠亨村原名菜坑，介於廣州和澳門之間，交通便利，故當地民智開發，與西方文明接觸較早，又因地質惡劣不宜耕種，故鄉人多遊賈四方，父達成公早年亦曾往澳門工作，長兄孫眉(德彰)早歲即赴壇香山，翠亨村之居民因此生活困頓，常富冒險犯難的精神國父七歲時入村塾啟蒙，13歲即讀畢四書五經，14歲時(1879)隨侍楊太夫人赴檀香山胞兄德彰之公處，這次是他首次接觸到西方文明，此行對其一生的影響最大，再自傳中曾謂:「始見輪舟之其，滄海之闊，自是有慕西學之心，窮天地之想。」

此種自我發現與生命覺醒，實為其一生偉大事業之發源，到壇島先入英國教會所辦的意奧蘭尼書院，為時3年，並以極為優異的成績畢業，再入美國教會所辦的奧阿厚書院，只讀半年，因德彰兄惟恐其加入基督教，而遭雙親責備，遂遣其返香山，先生在此兩校打好英文基礎，亦認識到西方國家的政治與歷史，返鄉後不久，為破除迷信，與同鄉友仁陸皓東折毀廟中神像，致觸怒鄉人，旋往香港求學。

先入拔翠書院就讀，翌年(光緒10年1884)轉入中央書院，即以後的皇仁書院，這所書院是香港最早的新式學校，曾為中國造就不少人才，先生在中央書院僅就讀七個月，其先奉父母返鄉與盧慕貞女士結婚，又應長兄之召，於該年(1884)十一月赴檀香山，至明年八月才返香港復學，夏天畢業後決定學醫，此為先生求學過程中的重要分水嶺，他放棄通才教育的訓練，改「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光緒21年(1886)入廣東博濟醫院附設醫科，與同鄉鄭士良相識；次年轉入香港新創之西醫書院，光緒18年(1892)以第一名畢業。在校期間除潛心學醫並治中國經史典籍外，且以鼓吹革命為職志，交遊至廣，尤與楊鶴齡、陳少白、尤列朝夕相處，提倡革命，當時友人稱其為｢四大寇」。

自西醫書院畢後，先到澳門鏡湖醫院出任義務醫席；在設中西藥局於該地，並為貧病義診，聲譽大起；後遷藥局於廣州，改名東西藥局(1893)，並藉醫術掩護革命。先生品格高尚，醫術精湛，甚得當地人士之敬重；後因革命進行日急，且藥局經濟困難；乃暫停醫務，全力投入革命事業。先生接受了10年的西式教育，且習慣期間不忘勤至中國經典，遂形成其以東方的人文精神融入西方的民主與科學思想新境界。

先生的革命思想應發源於幼年時代，目睹家鄉的不良風俗習慣，和窳劣地方政治所帶來的弊病而產生的。即至光緒11年(1885)的中法戰爭，清廷戰勝卻屈辱求和，簽訂｢天津條約」而讓安南予法國，此一事件為先生決志革命，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肇因。此外先生經歷夏威夷的獨立運動，對於卡拉卡奧阿王的｢夏威夷始夏威夷人的」政治主張，或有深刻的憬悟。再者，西方的鉅著或思想理論如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論」；盧梭的｢主權在民」學說；密斯所提議的政治及社會改革；赫胥黎的｢進化與道德」一書；史道的｢黑奴籲天錄」和其他學者有關經濟理論的書籍，都影響了先生的社會良知和日趨堅定的反清決心。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興中會的成立

*1894-1900
除了勤治西方重要政治及哲學論著外；先生更密切觀察中國政情的發展與新政的倡導。光緒17年(1891)，先生在政官應（官應）編纂的《盛事為言》─書內，發表一篇提倡農業農學的文章〈農功〉。光緒20年(1894)歲次甲午，為朝鮮問題，中日情勢趨於緊張，鑒於國勢殆危，先生乃偕陸皓東北上，向清廷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李鴻章，提出裕民強國的大計｢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四打主張，但未被採納。先生遂留北京一窺朝廷虛實，後轉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迨返回上海，即往檀香山籌備革命組織。

光緒20年夏曆10月27日(1894.11.24)他與華僑何寬、鄧蔭南、李昌等20於人創立｢興中會」於檀島，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力合眾政府」為誓詞，是為中國近代國民革命組織之起點。是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清兵屢敗，北京、天津岌岌可危，清廷腐敗盡露，人心憤激。上海同致宋嘉樹邀先生返國，乃與鄧蔭南，宋居仁等先後歸國，先生認為革命時機已然成熟，遂在香港進行革命。光緒21年(1895)設立興中會總會於｢乾亨行」，入會者除舊有同志之外，上有香港輔仁聞社等多人，3月16日舉行會議，議定攻取廣州之軍事計畫，並通過由陸皓東所設計的青天白日旗為革命旗幟。10月設｢農學會」─即興中會廣州分會一位起一隻眼護機關，並訂農曆重陽節起事，但消息走漏而功敗垂成，陸皓東等多人被捕，陸並於11月7日遇難，是位革命犧牲的第一人。

光州之一後，先生接陳少白、鄭士良等赴日本，抵橫濱後即與當地華僑成立興中會橫濱分會。此時清廷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兩國復交，先生以在橫濱一時無法進行革命活動，遂剪除髮辮，改易西服，離日赴檀，此為先生第4次訪問檀香山，也是他首次環球之旅的第一站。在檀島停留半年後於光緒22年(1896)赴美國舊金山，再轉紐約後抵英國。

在英倫先訪晤香港西醫書院醫師康德黎教授，因其時先生之行蹤已遭清廷偵知，到達倫敦第11天(1896.10.11)即被清廷駐英公使館誘捕，經康師等人營救及英外交部的干涉，始於10月23日會是，被囚13天，史稱｢倫敦蒙難」。事後先生以英文撰寫｢倫敦被難記」；此一事件使得先生聲名遠播於歐洲，而其革命領袖之地位。先生脫險後更居留當地廣結各國人士社會問題，且常至大英博物館潛心研究，勤奮讀書，因而完成三民主義體系。

光緒23年(1897)7月，先生離英經加拿大，8月返日本橫濱，除創｢中西學校」於該地外，並結交日本朝野賢豪，如犬養毅、頭山滿、宮崎民藏、宮崎奄藏(滔天)、山田良政、萱野長知、平山周、山田純三郎等，筆等對中國革命黨人之援助，是革命行動得以繼續開展的原因。該年年底先生派陳少白抵台，成立興中會分會於台北。光緒25年(1899)國際列強競香瓜分中國，先生為喚醒中國民眾之沉睡，乃命陳少白於是年12月創辦｢中國日報」，此為第一家鼓吹革命的報紙。光緒26年(1900)北方發生｢義和團」之亂，導致｢八國聯軍」侵華事件；先生偕宮崎奄藏於7月中赴港，即於船上召開會議，決定惠州起義計畫。斯時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因中國已陷入無政府狀態，故頗讚成中國革命，允諾革命軍起義後，予以人員及武器彈藥之援助，先生乃設機關於台北新起町(今長沙街一帶)，並籌款下令起義。10月8日鄭士良在惠州三洲田起義，適日本內閣進行改組，新任總理伊藤博文變更對華政策，先生遂令鄭士良解散革命軍。日人山田良政在撤退時，因不識道路，為清兵所捕而遭難，山田係日本義士為中國格犧牲之第一人。

惠州之役雖未成功，但革命形勢已大有轉機，國內志士與海外華僑、留學生相繼組織各種革命團體，並創辦宣傳革命之刊物。光緒26年(1900)以前，額興中會是唯一的革命團體；1900年以後，留日學界、廣東、雲南均爆發革命大火，革命浪潮極具發展。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1900-1906
西元1900年惠州之役失敗後，先生由台北抵東京。自1900年底至1903年初，其革命重要幹部或相繼逝世；或灰心退隱。有1900年10月28日史堅如謀詐兩廣總督德壽失敗被捕殉難；1901年8月27日鄭士良病死香港；更有1903年1月28日洪全福舉辦事於廣州惜未成功，謝鑚泰灰心隱退，但革命浪潮並不因此陷入低沉，反進入風潮初盛的時代。先生觀察時勢，深知黑暗將逝，黎明即現，仍繼續努力奮勇向前，號召華僑及留學生參加革命，以組成大革命團體，贈計畫行動。

西元1903年東京留學生報國無門，拒俄、排滿之氣燄高漲，革命思潮一日千哩，先生自安南而暹羅，8月后歸日本東京。馮自由、胡毅生、廖中愷、馬君武……等人經常造訪其寓所，倡談革命，結識許多同志。

9月先生離日再一次展開其環球之旅。第一站為夏威夷，１０月抵檀香山，其任務除在發展革命組織外，主要為驅逐「保皇黨」的勢力。４年前─及光緒２５年（１８９９）─先生在夏威夷時，梁啟超前來活動，先生不疑有他，熱情招待「許為同志，待之如上客」；豈料梁氏大倡其「名為保皇，實則革命」之說，致使興中會發源地，一變為保皇黨的根據地。１９０３年先生至潭島，對保皇黨展開大戰；明白劃清革命與保皇的界線。翌年（１９０４）先生為厚植革命力量，遂加入洪門致公堂；４月往舊金山停留兩個多月，期間曾借資重印鄒容的《革命軍》一萬餘冊，分寄南洋及美洲各地，以廣宣傳。且改組其黨報；並重訂公堂章程，使合於革命宗旨。經由致公堂總理黃三德介紹認識了美國軍事學家荷馬哩，荷馬李昔日曾協助保皇黨，日後卻成為先生的軍事顧問，支持其革命。

為使國際社會認識中國，先生於西元１９０４年在紐約，用英文發表告歐美人士書，題名「中國問題之真解決」，此為先生首次公布的對外宣言，文中強調中國的革命進步，將使世界得以共享和平；則「黃禍」將成為「黃福」。西元１９５０年春，先生得歐洲留學生支助，自英國前往德、法、比各國向留學生宣傳革命，吸收留學生加盟、且與同志倡談革命方略，討論建設中國之問題，闡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與平均地權之真義，並決定改良會黨。６月先生自法國馬賽往日本東京，於７月抵新加坡，與「圖南早報」─南洋第一家反清報紙的主持人張永福，編輯尢列，僑界陳楚南等會晤。

７月１９日先生抵橫濱，因當地留學生多傾向革命，且華興會、光復會會員多亡命日本，為糾合群力共策革命，遂於８月２０日再東京正式成立「中國同盟會」，先生被推選為總理。１１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出刊，先生於發刊詞上正式揭櫫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革命的目標，革命聲勢因而大陣。截至次年（１９０６）加盟同盟會近千人，多為全國之優秀分子，如黃興、蔡元培、胡漢民、章炳麟、宋教仁、陳天華等。同盟會的誓詞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以完全表現三民主義的整個體系、同時亦訂立「中華民國」的名稱，先生於該會成立後「始相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是年冬，親自訂並頒布「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將革命程序分為軍法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至三期。先生於該年便由南洋各埠，號昭華僑支援革命，並於怡保、吉隆坡、庇能（檳榔嶼）等地成立同盟分會。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革命起義再接再厲

*1907-1911
自同盟會成立（1905）至辛亥武昌革命（1911）6年間，革命起義行動此起彼仆。此種風起雲湧再接再厲的現象，交織成革命史上最輝煌的一頁。

個別從事暗殺行動最為著名者有：光緒31年（1905）吳樾謀炸清廷“五大臣”事件；光緒33年（1907）劉思復（師復）謀炸李準事件；宣統2年（1910）熊成基謀炸載洵事件；同年汪兆銘、黃復生（樹中）謀刺攝政王載禮事件；翌年（1911）溫生才謀刺孚琦事件及同年林冠慈、陳敬岳謀炸李準事件等。此些行動除溫生才謀刺孚琦外，其餘皆告失敗。

由同盟會員或其他團體成員所發動的有：光緒32年（1906）由會黨魏宗詮等人發起，歷時40餘日，波及兩省10餘縣區的“瀏醴萍之役”；光復會領袖之一徐錫麟於光緒33年（1907）在安慶發動刺殺恩銘未成，悲壯犧牲的“安慶之役”；8天後同盟會員，同時也是光復會領導人物的“鑑湖女俠”秋谨，組光復軍密謀起義於紹興大通學堂，被捕慷慨就義，使稱“紹興之役”；1907至1909年之間，四川同盟會會員先後發動了5次起事的“四川諸役”，均告失敗，有的殉難，有的被捕；光緖34年（1908）青年軍官熊成基在安慶領導一部份新軍起義未果；同年同盟會人鄒魯策動廣東防營之役（即“保亞票事件”），事敗後鄒魯脫走香港，會員遇難或被監禁者多人。

先生於西元１９０７年３月被日本政府通令出境，乃率黃興、胡漢民前往南洋設機關部於河內。兩年內親自策動了６次革命：１９０７年５月２２日命余丑起義於潮州黃岡，歷６日而敗的「黃岡之役」；６月２日命鄧子瑜起義於惠州七女湖，歷１０於日而敗的「惠州七女湖之役」；９月１日命王和順起義於欽洲王光山，連破防城等地，歷時１０於日而敗的「欽州之役」；１２月１日命明堂起義於鎮南關，並於翌日親臨指揮，與清軍相持７日，以軍火不繼而撤退的「鎮南關之役」；１９０８年３月２７日命黃興由安南率革命軍進攻欽州的「欽廉上思之役」；４月２９日黃明堂起義於雲南河口的「河口之役」。鎮南關之役後法國駐安南總督迫令先生離河內；遂赴新加坡，由張永福、陳楚楠安排留駐「晚晴園」，同盟會重要人士亦皆來此，革命領導中心從此轉到該地。西元１９０８年１０月，先生偕同胡漢民等星往馬來西亞、暹羅等埠宣揚革命並籌款。宣統元年（１９０９）五月起程，經歐洲轉往美國做第４次環球之旅，並在美國成立多處同盟會分會。翌年（１９１０）倪映點與趙聲策動廣州新軍有成，遂於２月發動新軍起義，以援者不及而遭挫，倪身殉，使稱「新軍之役」，是為先生所領導革命第９次起義之失。

廣州新軍起義失敗，４月間汪兆銘等謀炸載澧又未成，革命士氣頗受影響。該年（１９１０）７月，先生抵庇能整頓黨務，１１月召開「庇能會議」（亦稱「檳城會議」）決定大舉於廣州，並設總機館統籌部，與會者有黃興、胡漢民、趙聲、孫德彰、鄧澤如等人，先生鼓勵同志以百折不撓之精神，革命士氣為之重振。

西元１９１１年革命黨原定１０路進攻廣州，並以農曆３月２５日為發難日，以軍械未到；且黨人溫生才基於個人義憤，先擊斃孚琦，為清庭所戒備，又因故黨人未能同時響應，農曆３月２９日黃興孤軍攻進兩廣總督府，經過１日頁之奮戰，仍歸失敗，黨人死難者叢葬於廣州近郊黃花崗，其有名可考者７２人即「黃花崗７２烈士」。是史役稱「辛亥廣州三二九之役」，該役雖告失敗，黨員菁英亦付之一炬，然其轟轟烈烈的精神遠播海內外，革命風潮亦為之高漲，革命時勢為之造成。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武昌起義推翻專政

*1911
「三二九之役」雖告失敗，但先生於於（黃花岡烈士事略序）道：「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為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蟄之心，乃大興奮。怨憤所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認為此役影響全世界及華僑非常之大。

原來大革命之所以失敗，經費困難為主因，昔日慨捐經費之孫德張、陳楚楠、張永福等人財力皆已耗盡；先生只得另覓經費來源。二二九之役後先生於6月（1911年）抵舊金山，謀求同盟會與致公堂合作。7月下旬設立「洪門籌餉局」（旋改為「國民救濟局」）於致公堂2樓，除手訂章程說明革命宗旨外，並與張藹蘊分赴美國南北各埠演講籌餉，收穫甚豐。

宣統3年（1911）由於清廷主張鐵路收歸國有，各地發生保路風潮，尤其四川的情勢擴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等在上海組織中國同盟會中部總會，以湖北為中心，策動長江流域革命；加以立憲派人士因請願失敗，且對清廷宣布的皇族內閣感到失望，轉向革命，而引起全國性的大騷動。其中長江流域省的經濟、教育特別發達，參加革命者比較多、軍中亦出現許多革命團體，主要有共進，會與文學社，圖準備大學，並將運動方向轉入新軍。

辛亥8月19日（即西曆1911年10月10日）革命軍起義於武昌，共進會工程營總代表熊秉坤發出了石破天驚的第一聲槍響。工程營首先佔領武漢軍械庫；砲兵營則攻擊總督衙門，總督瑞澂與新軍統制張彪逃遁，革命軍至當日中午已完全控制武昌。在武昌新軍各部隊的立刻響應下，3天之內武漢三鎮次第光復。由於革命軍係以先生的名義相號召，並推黎元洪為「中華民國鄂軍軍政府」都督，正式布告安民，故各國駐漢口的領事團立即承認雙方為交戰團體，並宣告中立。當時先生正在美國宣傳革命並籌募經費，新聞武漢光復，隨即往晤美國國務卿，未果；遂轉赴倫敦，尋求外交上的援助。先生認為以當時的國際情勢，若欲使中國革命不受阻撓，必須制止日本政府之干涉；而能制止者惟英國而已。故先生在「武昌起義」後，不由太平洋直接返國，而先赴英國，即思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革命之同情，並斷絕對清廷的外援。

武昌起義（或稱「武昌首役」）是辛亥革命的開端。起義後兩個月內，22行省中，有15省先後光復；尚受清廷管轄者僅有直隸、河南、甘肅、山東、新疆、吉林、黑龍江等7省。綜觀革命種子是由中山先生播下國民的內心普遍渴望推翻滿清的專制統治，故造成銳不可檔的革命情勢。12月25日先生自法國抵達上海，此時國內革命軍事已遍及全國，滿清267年的皇朝，至此已全然瓦解。各省光復的迅速且普遍，為各國所罕見，故辛亥革命不僅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也是世界史上的大事件。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民國肇建與宣揚主義

*1912~1913
西元1911年12月先生偕胡漢民、軍事顧問荷馬裡抵達上海，受到同盟會重要幹部黃興、陳其美等暨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當時各省代表已通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26日先生即召開會議研商組織臨時政府事宜，27日黃興、宋教仁赴南京與各省代表會商，黃興並提議改行陽曆，以中華民國為紀元，獲得同意。29日各省代表以無記名投票，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首任臨時大總統」，除將選舉結果電告先生外，並通告各省。民國元年(1912)1月1日，孫中山先生宣誓就職於南京，並即制定「修正中華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組織臨時政府。自此中國歷史正是進入了民主共和的新時代，先生倡導革命建國的目標終於實現。

同年1月28日時參議院成立，翌日選舉林森為議長；陳陶怡為副議長。當先生當選總統之際，清廷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與各省起義革命君代表，在上海進行議和，期以和平的方式結束清廷的統治。2月12日清帝溥儀發布退位詔書，中華民主政體確定成立，民族革命至是完成。翌日先生為大局著想，毅然以恢宏的氣度，辭去總統之職，並舉袁世凱自代；14日參議院通過選舉袁為臨時大總統，並訂臨時政府於北京。15日先生仍於南京舉行慶祝共和成立典禮，並率聞武官員恭謁明孝陵，行祭告禮，向祖先社稷祭告故國光復。3月8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修訂完成，11日孫大總統頒布全國。4月1日先生正式解除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職，宣讀解職辭，其中有謂:「解職非功成身退，實欲以國民之地位，與同胞協力造成中華民國鞏固基礎，以冀世界之和平。」

先生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往上海、武漢、福建、廣東、北京等地訪問，4個多月時間先後發表了近30次的演講談話，主要在闡述民生主義的理論與實行辦法。袁世凱任總統職后，同盟會會員宋教仁為謀求民治，遂聯合參議院中其他小黨組成「國民黨」，先生並被推為理事長，而實際負責黨務者為宋教仁，不久先生即正式使委宋代理理事長一職。

先生既成其「廢滅韃虜清朝，創立中華民國」之志，而飄然引退；但為富國強國計，民國元年9月仍欣然受任袁，負責籌劃全國鐵路之修建。受任後即自北京前往太原，視察正太鐵路；接著巡是北寧鐵路，抵山海關；再往濟南旋是津浦鐵路；復至青島視察膠濟鐵路。如此披星戴月不辭辛勞，乃因先生認為交通為實業之母；鐵路又為交通之母。先生表示:「鐵道計畫已有端倪，蜀、滇、粵、桂、黔5省已公認，即可著手先辦。10年內中國20萬里鐵路，全歸國有。」專文於外報；14日設立中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民國2年(1913)2月先生東渡日本，先抵長崎，轉東京、橫濱、大阪、神戶等埠調查工商情況，並聯絡日本朝野名士及實業家，為中國的鐵路政策謀求協助。

對於築路經費，先生除主張舉外債外，並主張「錢幣革命」以補國家財政之枯竭。斯時俄人乘我建設未定，金融恐慌之際，嗾使外蒙獨立；實則陰謀侵占，先生於此時發表此項主張，希望能以紙幣為錢幣，貶金銀為貨物，以挽救財政之困難。中山先生真是位具有真知灼見，高瞻遠矚的偉人，惜北京政府未能接受其鐵道建設計畫，而告停辦。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二次革命與討袁護法

*1913-1918
國父讓位於袁世凱後，袁陰謀操縱內閣，造成參議員的不信任，袁的責任內閣制徒託空言；然袁羽毛未豐，僅能暗中掌控，不敢公然與同盟會為敵，遂堅約先生與黃興北上，磋商國是。

民國2年(1913)3月國會選舉揭曉，國民黨在參、眾兩院佔優勢，宋教仁此時由湖南至武陵，經安慶、南京轉上海，沿途演講，對時政得失多所批評，由其主張將來的正式內閣應由國會多數黨組成。北洋軍閥官僚不願依憲政軌道運作，且袁恐宋組閣；復忌其或將擁戴黎元洪為總統，3月20日，宋教仁與議員自滬同行北上，在車站為袁所遣刺客暗算，至22日逝世，一時全國與論大譁。

先生在日本長期驚聞，至為悲悼，當月23日即兼程返國，25日抵上海，並與黃興聯名通電，要求｢嚴究主名，同伸公憤」。然袁世凱似未懼怕，由不惜以苛刻之條件向英、美、法、德、日5國銀行團進行大借款。袁叛國的跡象日益顯露，雇主張乘袁尚未有周全準備之際，起兵討伐；惟當時僅戴傳賢從之，黃興則堅決反對，並主張遵循法律途徑以解決。由於參、眾兩院先後通過議案不承認借款先合同，且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湖南都督譚延闓等紛紛通電反對，袁乃於6月先後下令免除李、胡、柏等3人之都督職。7月12日，李烈鈞在江南湖口舉兵討伐袁世凱，雖南京、安慶、上海、廣州、福建、湖南、重慶等地區亦先後興起討袁軍；惟致勝先機以落失，各地討袁軍相繼失敗，歷時2月之餘，史稱｢二次革命」。

當7月15日南京起義討袁時，先生不能親至主持軍事。爾後赴粤中途為當地軍事失敗，及日本，途中曾至台北暫留，居梅屋夫(今國父史蹟紀念館)，後經神戶轉往東京，繼續策劃討袁。袁世凱自是屠殺、逮捕國民黨籍議員；並於11月4日下令解散國民黨，3年(1914)1月10日更令解散國會，全國陷入其獨裁統制之下，革命黨領袖多走避海外。

先生不忍見艱辛締造之民國摧毀於袁逆之手，乃糾合同志以從頭做起之精神重新組黨。民國3年6月23日，在東京召開選舉大會，眾推先生為總理，7月8日｢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旋在國內外各地進行討袁；並訂定革命方略，其中｢旗幟與服制」乙節規定｢中華民國以青天白日旗為國旗」

由於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野心益露，民國4年(1915)1月，日本向袁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脅迫取得在中國政治、經濟、軍事、商業上的種種特權，並允日人在中國內地雜居；5月9日袁竟屈服承認，舉國恥之，是為｢五九國恥」。8月袁嗾使無恥政客及變節革命黨人楊渡等組織｢籌安會」，公然進第至，先生主張撻伐，遂召集陳其美來東京商談進行方針。該年12月5日，陳其美在上海策動肇和軍艦起義；同月25日唐繼堯、蔡鍔、李烈鈞在雲南組成｢護國軍」討袁；翌年(1916)3月，居正所組成的中華革命軍東北軍，起兵於山東；朱執信則早於2月在廣東發難。先生於該年4月底自日本返上海，指揮各地的討袁行動。由於反袁者以陳其美最烈，故深為其所忌憚；5月10日袁遣人刺殺陳於上海，先生悼痛之。

在一片討袁聲中，袁因羞憤交集，於6月6日鬱鬱以終。先生隨即發表｢規赴約法，尊重民意機關」之宣言；月底黎元洪依法繼任大總統，頒令人遵元年約法並恢復國會，中華革命黨捍衛民國不成功，先生遂令革命軍止戰停兵。然在張勳的要脅下，黎元洪不守臨時約法，並於民國6年(1917)6月13日下令解散國會，7月1日張勳擁清廢帝溥儀復辟，先生為赴約赴法，乃於7月自滬赴粤。8月國會召開非常會議，決議組織軍政府，並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副組織大綱」，9月1日先生被選舉為大元帥，10日就執行護法討逆任務。時段其瑞以控制北洋政府竟舉兵來犯，先生遂於10月7日下令北伐，揭開｢護法戰役」之序幕；後因受制於桂係軍閥，民國7年(1918)5月，軍政府改大元帥制為七總裁制，並推舉岑春煊為主席，對外通電願與北京政府罷兵言和。先生見護法之精神已失，遂辭去大元帥職，赴上海決心從事著述，以啟導民智，兩年間完成《孫文學說》、《實業計畫》、《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等重要著作。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改組政黨進行北伐

1919~1922
民國8年(1919)5月4日，先生正在上海從事著術,北京卻爆發了青年學生愛國運------「五四運動」。該年元月，ㄧ次大戰結束後歐洲和會在巴黎舉行，中國為勝利國，卻未得到列強之平等對待，而竟在簽定的「巴黎合約」中遷就日本的要求，將德國原以不平等條約索取得在我山東的一切權利，讓予日本。銷其傳來人心憤慨，北京學生於5月4日即會遊行，提出「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在搗毀曹汝霖住宅後，學多人被捕，商人罷市，工人罷工聲援北京學生，被捕學生因而獲釋；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亦不敢簽字。

由於參加運動的學生多為新文化運動的響應者和鼓吹者，故先生稱此為「新文化運動」。遂把握琴是，積極加強黨務工作。該年10月10日，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

民國9年，中山先生以桂系軍閥盤據廣州「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遂於6月3日聯合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發布討伐宣言，否定廣州軍政府之法理地位。先生早年即認為欲貫徹護法宗旨，必須推翻桂系軍人及岑春煊、陸榮廷所主控之軍政府，以達到國民革命的目的，故於民國8年(1919) 12月起，及分電湘、鄂、川、粤等省負責同志及軍事將領，促其討桂，先生所憑藉之最大武力圍駐屯閩南的粵軍陳炯明部，陳於民國9年8月奉命率粵軍在漳州誓師討桂，期間朱執信殉難於虎門，先生悲痛逾恆。10月底粵師攻克廣州，12月底先生偕唐紹儀、伍廷芳等由滬赴粵，重開政務會議，恢復軍政府與非常國會。民國10年(1921)4粵，非常國會鑑於內外情勢，議決廢除軍政府，成立正式政府；7日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鋼」，並選舉先生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5月5日就職於觀音山，任命各部部長，並發表宣言決定克日北伐，繼續護法，是為第2其護法行動。

民國10年非常國會議決成立的中華民國政府，其主要任務是在早日統一中國，再造中國。故先生於就任大總統後，以北方徐世昌政府不能有利於中華民國，遂電告其「即日引退，以謝國人」徐未答應反嗾史桂系軍閥出兵討粵，先生旋令各軍分路進討廣西，9月30日廣西底定，乃策劃北伐事宜。該年底先生抵桂林社大本營，並對駐桂個軍演講「軍人精神教育」；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亦在此期間復桂林晉見，詢及中國革命之基礎，先生告以:「中國有一個正統的道德，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絕。我的思想，就是這一個正統的道德思想，來發揚光大。」

民國11年(1922)5月，先生抵韶關督師北伐，並進赣南地區；然粵師回粵後，陳炯鳴掌握廣東實權，卻陰謀排斥先生並與職系吳佩孚暗中勾結。於6月16日砲及觀音山的總統府，先生一面及電蔣中正先生抵月共復危局；一面飛調北伐軍回師討逆；同時又率領海軍砲轟叛軍。23日先生一駐永豐艦，繼續與叛軍對峙，直到北伐軍前後失據，前方敗退回來，方於8月間返回上海。在各方紛紛討陳聲中，10粵先生派許崇智等赴粵組成東路軍；派鄒魯組成西路軍以討賊；，至民國12年(1923)1月16日克復廣州。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革命之再起

*1923-1924
民國11年(1922)先生自廣東脫險後抵滬，即檢討革命所以未能成功，且內部甚至發生重大之叛變，主要由於中國國民黨的組織、訓練、紀律、宣傳等均有待加強，且革命軍對三民主義之要旨不甚了解 12年(1923)1月1日發布「中國國民黨改進宣言」，聲明「以三民主義為立國之本原五權憲法為制度之綱領」，並指明今日之革命為「國民革命」，係以民眾為本。推動改進黨務的同時，先生在冷靜觀察國內外情勢的發展，並審慎考慮後，為打開中國被孤立的情勢，促使國民革命早日完成，乃同意與蘇俄代表進行磋商合作，並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中國國民黨，此即「聯俄容共」政策，12年1月29日先生與蘇俄代表越飛發表『孫、俄聯合宣言』，強調聯俄以「共產主織甚至蘇維埃至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況先生容共是以「共產若不服於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中共，我便要反對蘇俄」為預告

為救國圖存，民國12年1月26日先生發佈了「和平統一宣言」要求統一」欸完成前，直、奉、皖、西南四派暫時劃疆自守，互不侵犯，並予以裁兵，以實現平和統一，2月先生偕譚闓等自上海起程赴廣州，繼續行駛大元帥職權統率各軍，24日發表裁兵通電，重申和平統一之必要，段祺瑞、張作霖、盧永祥、黎元洪等均先後覆電贊成，為謀與北方和平共處，3月2日設大本營時先生不復任非常大總統職，仍沿用大元帥名義，並任命蔣中正先生為大本營參謀長，10月9日曹錕賄選總統，先生夏令討伐，並通緝賄選之議員，10日至店外交團，否認曹錕之總統地位。

先生在軍事緊張之際，仍不忘改進黨務工作，民國13年(1924)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先生以總理的身分主持開幕典禮，會議通過總章、宣言、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並確立革命建國的目標與步驟，係本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宗旨，循軍政、訓政、憲政之程序，由縣而省而至全國，以實現中華民國之國家建設。

在艱苦的局面下，先生復積極宣傳闡述其主義，民國13年1月27日至8月24日止，先生在廣東高等師範大禮堂做三民主義之系統演講16次。

中國國民黨改組以後，先生認定革命建國若要成功，必先建立革命建國的軍隊，要訓練優良的軍隊必須培養健全的革命幹部人才，因國民黨在改組以前，除黨員個人的奮鬥外並沒有真爭的革命軍，為掃蕩當時軍閥之主力，並未將來的革命建國大業計，先生早於民國12年底在國民黨的臨時中執會議中，決定建立國民軍軍官學校，13年6月16日「黃埔軍官學校」正式舉行開學典禮，由胡漢明宣讀先生所頒之書面訓詞，其中有曰: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以建民國，以進大同，咨爾多士，為民前鋒，夙夜匪懈，主義是從，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貫徹始終。其後北伐完成，國民政府將此段訓詞配以樂譜，並明定為中華民國國歌，沿用至今。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

北上與逝世

1924-1925
自民國12年（1923）先生廣州設大本營以來，廣東的革命環境極為惡劣。東江一帶為陳炯明佔據；南路則為鄧本殷所據；至於滇軍楊希閩、桂軍劉震寰更特驅陳有功，假揭革命旗幟橫行廣州，劍財殃民。廣州商民不堪其苦，致一部分商人遷怒革命政府；再者英帝國之香港政府，妒嫉先生領導的政府與蘇俄接近，民國13年（1924）8月，策動廣州商人陳廉伯所組成之「商團」，供售其大批軍械，圖以武力顛覆革命政府。時革命大軍在前方北伐，廣州惟靠新成立之黃埔軍校維持，先生對商團極其仁慈容忍，開導不聽；遂命蔣校長率學生予以敉平。

而直系軍閥曹錕賄選就任總統職以後，同屬直系的吳佩孚勢力益形膨脹，遂勾結陳炯明進攻廣東。先生除派兵攻打陳炯明部隊外，民國13年9月親赴韶關督師，並發表「北伐宣言」，領導第2次北伐。10月北方馮玉祥、胡景翼、孫岳聯合發動北京政變，推倒曹錕；吳佩孚之武力亦一夕崩潰。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等人電請先生北上共商和平統一大計，先生於11月13日北上；並於行前3日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召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之主張，期能喚起民眾，發揮兵力，達成國家獨立、自由、統一的目的。

先生經香港、上海，復取道日本，28日在神戶高等女校演講「大亞洲主義」。先生認為亞洲民族的前途，要以東方文化為基礎；而結合西方文化中的物質文明──此即為「大亞洲主義」的基本精神。演講結尾先生語重心長的正告日本國民：「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民族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國民去詳審慎擇。」隨後先生又在東方飯店各團體的歡迎宴會上演講「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此為先生的最後演講。

12月4日，先生一行自日抵達天津，受到北方各界的盛大歡迎。時天氣嚴寒，先生因旅途勞頓，風寒屢侵，肝部作痛，漸感不支，但猶抱病在天津休養；31日偕夫人宋慶齡女士及汪兆銘等赴北京，受到10多萬民眾的熱烈歡迎。先生發表了入京宣言及書面談話，稱呼民眾為「中華民國主人諸君」；說明：「兄弟此來不是為爭地位，不是為爭權利，是特為與諸君救國的。」

先生雖感不適，但仍強忍病痛處理政務，接見賓客，並堅持速開國民會議，以解決國事，而實現真正的和平統一；然段祺瑞受到北方軍閥之擁戴組織執政政府，與先生意見相左，決定召開善後會議。由是先生的憂國心情加重了病情，民國14年（1925）1月底，其病勢轉危，進入北京協和醫院施行大手術；惟所罹患癌症又屆末期（原舊資料為肝癌末期，實為膽囊腺癌末期註1），致藥石罔效，乃於2月18日遷居鐵獅子胡同顧維鈞宅。3月12日逝世，15日大殮，19日移柩於北京中央公園，民眾沿途護靈致哀者逾10萬，4月2日奉厝於北京西山碧雲寺，16日廣東省政府改香山縣為中山縣；永豐艦為中山艦，以為永恆之紀念。

民國17年（1928）7月北伐完成，全國統一，國民政府定都南京，改北京為北平，並恪遵遺命，決定安葬先生於南京紫金山。18年（1929）5月26日，先生之靈柩自北京西山碧雲寺起靈，28日抵南京，並於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公設靈堂，受中外各界公祭3日；6月1日葬先生於紫金山麓中山陵。民國29年（1940）4月1日，國民政府表揚先生「倡導國民革命，手創中華民國，更新政體，永奠邦基，謀世界之大同，求國際之評等，光被四表，功高萬世，凡我國民，報本追遠，宜悉尊崇。」通令全國尊稱先生為「中華民國國父」。註1：見國父紀念館「第二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P391~392。

以上內容與圖片取自《國父事蹟紀要》一書